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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确定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九项措施，要求调动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形成银行、证券、保险等多方面扩大融资、分散风险的合力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认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要通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创新体制机制，调动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形成银行、证券、保险等多方面扩大融资、分散风险的合力，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和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

　　会议研究确定了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多种手段，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追加政策性银行2008年度贷款规模1000亿元。

　　二、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满足资金合理需求。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资本注入、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增加对信用担保公司的支持；设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比重；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建立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积极探索发展农村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积极扩大住房、汽车和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三、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稳定股票市场运行，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扩大债券发行规模，优先安排与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相关的债券发行。

　　四、发挥保险的保障和融资功能，促进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积极发展“三农”、住房和汽车消费、健康、养老等保险业务，引导保险公司以债权等方式投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五、创新融资方式，通过并购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规范发展民间融资等多种形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六、改进外汇管理，大力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适当提高企业预收货款结汇比例，方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外贸发展。

　　七、加快金融服务现代化，全面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丰富支付工具体系，扩大国库直接支付涉农、救灾补贴等政府性补助基金范围，优化出口退税流程，继续推动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八、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增强金融业化解不良资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

　　九、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强化风险监测和管理，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多年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外需减弱，致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严峻考验。业内人士预计，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或将讨论出台更多保障出口的政策。

　　11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优化进出口结构。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外贸形势报告提出，2009年中国外贸发展既面临着机遇，也面对着挑战，总体机遇大于挑战，中国政府今后还将出台更多政策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

　　政策力度前所未有

　　中国出口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实现连续6年大幅增长之后，增速开始有所回落。在今年前9个月中，有8个月的出口增速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表示，预计中国今年出口实际增长率大概为8％到9％，和往年相比增速大大下降。去年出口贸易拉动GDP增长约2个百分点，今年则可能是零贡献。

　　事实上，为了缓解出口危机，稳定信心，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月12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8年12月1日，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是今年8月份以来政府第三次调整出口退税率，政策调整密集程度前所未有。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表示，从提高出口退税率的产品结构来看，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行业工业增加值相对并不高，但很明显是出于维持就业稳定的考虑。

　　“现在很多企业，面临的已经是生存的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对记者表示，政府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能够救活一大批企业。

　　出口之危激发转型之机

　　转型一直是我国外贸政策讨论的重要议题，包括出口国别的结构调整，出口产品从低价优势转为高科技含量、自主创新型产品，等等。在出口遇到危机的同时，巨大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加快转型注入动力。

　　事实上，外贸结构调整上我们已经有了一定成效，在2008年1－8月，美国贡献了中国出口增长的9％，日本为6％，欧盟为23％，而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的非G3国家贡献了62%。

　　“今明两年，技术含量较高的先进制造业产品还能维持较高的出口增长速度，因此出口总额明后年还能维持15%左右的增速。”梅新育表示。

　　他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国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不大，即使在总体国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也可能有较大提升空间。二是由于萧条时期竞争激化，企业降低成本压力增大，技术含量较高产品需要更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高技术出口产业由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可能会获得经济下调带来的额外发展动力。

　　政策尚有较大调整空间

　　裴长洪认为，我国外贸政策调整的空间仍然较大，具体来说，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率、加工贸易政策这三个直接政策杠杆都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商务部报告亦明确称，国家还将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环境，将进一步调整进出口税收、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政策，采取必要措施，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

　　“不排除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帮助推动出口，以及维持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的可能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上月在巴西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曾经作过如是表态。

　　12月1日，人民币创下汇改以来最大跌幅，2日人民币再次跌停，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步入贬值通道。

　　“人民币贬值或成为对中国出口有利的因素。”任若恩教授告诉本报记者，中国现在总体来说盯美元较紧，美元近期在升值，因此人民币贬值可能性也存在，“只要不跟美元一起涨，人民币相对美元就是贬值。”任若恩表示，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很大，为出口企业带来很大压力，而现在出现的贬值预期将增大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专家指出，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同样具有调整空间，与主要的贸易伙伴以及120多个实施增值税国家“全退”的做法相比，我们的企业只实现了部分退税，甚至没有与海外的竞争对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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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改革开放３０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我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将增加新的需求。只要调控得当，工作到位，我国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外部经济的不利影响，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形势是好的：“保增长、控通胀”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目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是增速下行压力增大：外部需求萎缩导致我国出口增速大大放慢，市场需求不足、成本上升、效益下滑，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进而会制约消费增长。

　　对此，他强调，“我们在清醒认识面临困难的同时，更要增强信心，要看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促进科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

　　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特别是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综合国力和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扩大国内需求的空间非常广阔，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较大。

　　这位负责人说，我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刚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提升的空间还比较大。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在谈到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时，他说，我国将进一步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加大对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和环保等设施的投入。我国还将扩大增值税转型范围，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和推进技术进步。

　　这位负责人说，中央已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加大强农惠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保证民生、着力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利益问题的政策措施。有关部门将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抓紧研究有关预案。

　　他强调，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已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同时，要抓紧研究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启动内需的调控政策，为明年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为期两天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最后一次以财长身份参加对话的保尔森将与主席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共同主持对话。



保尔森临行前称，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汇率改革和金融业开放仍将是本次会议讨论的核心焦点。另外，此次对话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解决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问题，这也是两国所面临的挑战。图为临行前的保尔森。

　　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幕。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与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分别作为主席与布什总统的特派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据介绍，美方来华的财政部官员基本都是常任官员，他们将继续为奥巴马出谋划策。

　　有专家认为，此次对话美国将表达希望中国资本能够前往美国投资的愿望。

　　对话官员将为奥巴马工作

　　此次对话的主题是 “奠定长久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基石”。来自两国政府贸易、金融、交通、环保、卫生等领域的数十位部长和高官将与会。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咨询专家孙哲向《每日经济新闻》表示，此次对话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在奥巴马上台后，将这一战略会话模式持续下去，并让奥巴马认识中国经济。

　　“根据近日同美国财政部相关官员的接触，我了解到此次来华参加对话的几位财政部官员，除了保尔森以外，基本都是常任官员。”孙哲表示，“他们还将继续为奥巴马政府工作。因此，此次来华对话，为日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将起到积极的衔接作用。”

　　出身民主党的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有不少人担心这是否意味着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国内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对话将对奥巴马对华采取贸易保护起到防范作用，贸易问题将成为中方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共同面对的危机，也将使中美能够跳出贸易不平衡等问题的局限，着眼于更重要的宏观经济层面的合作。“虽然民主党有可能为了保护本国中小企业利益而提高贸易壁垒，但是美国人在金融危机中，也会更加重视中美贸易往来的作用。”孙哲说。

　　美国将带来招商愿望

　　“美国希望中国资本能够前往美国投资。这次对话，他们肯定要带着这个愿望来。”中国银行首席汇率分析师谭雅玲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美国市场缺少流动性，经济萎缩中，金融机构惜贷的现象更加明显。美国不少投资机构近期已前来中国，号召中国资本能够到美国 “抄底”，借机买入低廉资产。

　　对此，谭雅玲认为，我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态度，防止被美国人“忽悠”。谭雅玲表示，“以往的经验，我们买回来的，多是风险与亏损。所以虽然美国人在危机之时，希望中国注资，但我们不能随便应允。”

　　此外，汇率问题也必将受到关注。“我们还应该继续坚持小幅可控的策略。”谭雅玲表示。近日，人民币兑美元虽然出现贬值，但谭雅玲认为双方不会就这种短期现象进行讨论。“保尔森自然希望人民币能够继续升值，但是我国要坚持人民币长期有升有贬的态度。”

　　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孙哲认为，双方此次对话的一大特色便是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我们一定要让美国知道，我国防止经济下滑需要什么。”孙哲表示，“现在对双方最重要的，是彼此配合对方的内部改革。”

　　孙哲分析，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将要出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减税，以及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一系列政策。“因此，美国可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多买他们的国债，帮助他们融资。”孙哲指出，“另外，他们也会向中国政府提出，不要抛售美元。”

　　我国正在面临的4万亿财政政策的实施，也有美国的“用武之地”。“4万亿中，涉及到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高速铁路。此外，我国正在面临医疗改革。因此，我们需要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孙哲说，“而美国可能会要求我国降低这些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关税。双方会就此问题展开谈判。”

美国国会下属政府问责局2日公布针对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执行情况的首份监管报告。



报告指出，在救市计划获总统签署生效2个月、大量资金已流入金融业后，财政部仍然没有设立一个有效的救市资金“跟踪”机制。

　　没有形成监管框架

　　政府问责局这份72页报告说，尽管旨在稳定金融系统的救市计划“诞生”不足60天，且政府救市思路和资金用途尚在调整过程中，但财政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监管框架，以确保已经或即将流入金融业的救市资金“达到预期目标”。

　　政府问责局认为，监管漏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救市资金的“去向”不够透明。报告说，财政部迟迟没有规定获注资的金融机构定期向政府汇报，以方便政府及时掌握资金的利用状况、目的以及效果。

　　“财政部和参与机构之间的标准协议并没有要求这些机构跟踪或汇报它们如何使用或如何计划使用这些资金，”报告写道。这一监管漏洞可能导致银行没把救命钱用在刀刃上，违背政府注资鼓励银行借贷的初衷。

　　其次，金融机构高层管理者的薪酬状况不够透明。报告说，按照金融机构与政府达成的协议，企业应保证在拿到钱后严格限制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不提供高额离职补偿金或年终分红。一些企业还承诺高层管理人员退还先前获得的奖金。但眼下没有措施“验证”这些企业是否严格遵守上述规定。

　　报告写道：“财政部还没有决定如何监管针对种种规定的遵守情况，如对奖金和回购股票的限制。”

　　“没法向纳税人交代”

　　政府问责局的报告向财政部提出建议，希望后者尽快建立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必要时可与政府银行监管部门合作，以确保银行努力靠近或达成救市目标。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方面认同这份报告的主体内容，但称自己对具体的监管措施有“不同理解”。财政部认为，在已获援助资金的银行中，大多数已经向国会再三保证会把这些钱用于刺激借贷市场。

　　财政部金融稳定办公室负责人尼尔·卡什卡里说，财政部已经着手研究和制订“自己的”监管措施，暗示不打算采纳政府问责局报告的建议，不与其他政府监管部门联手监管。

　　美联社援引报告内容报道，政府问责局对救市监管漏洞的分析与国会先前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大体一致。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说：“政府问责局的报告令人泄气，表明财政部对救市计划的执行情况缺乏透明度，没法向美国纳税人交代。”

　　国会急需任命特别监察长

　　政府问责局是美国救市计划执行情况三个主要监督体系之一，负责评估救市计划的执行进展和作用。其他两个体系分别是由白宫提名的特别监察长和由国会任命的国会监督小组。

　　特别监察长负责对财政部使用的援助资金开展审计和问责，确保其中不存在腐败和政府浪费行为；国会监督小组则负责监督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实行救市计划中是否滥用权力，同时评估计划对金融市场和抵押贷款危机产生的作用。

　　不过，特别监察长人选迄今未确定。政府问责局完成的首份监管报告使一些国会议员愈发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再次催促国会排除“个别阻挠因素”，任命特别监察长。

　　白宫先前提名前联邦检察官尼尔·巴罗夫斯基为特别监察长，但这一提名遭“个别共和党参议员”反对，致使国会迟迟无法确定任命。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2日说：“这份报告证明，我们迫切需要对救市计划中纳税人的钱实行监督。由于一名参议员对人选提名的阻挠，而救市计划监管体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还没到位……参议院必须立刻行动，在下周确定人选

楼继伟曝中投“两不原则”：不救市 不抄底2008年12月04日07:08 [我来说两句(33)]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覃羿彬 　　【中投海外投资新闻】楼继伟：中投“已没有勇气”投资外国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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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投海外投资评论】中投海外失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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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管理的资产达200亿美元，而持币高达70亿美元——中投的现金应该比我们多一点，应该可以拿点出来现在购买资产。



”言毕，对冲基金Avenue Capital Group的主席兼CEO Marc Lasry望了中投董事长兼CEO楼继伟一眼。后者眼望前方，没有回应对方的打趣和听众心领神会的笑声。

　　这是在12月3日举行的克林顿全球倡议亚洲会议的一幕。在主题为《展望：应对金融危机》的圆桌会议上，摩根士丹利亚太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和Lasry就目前的市场资产价格无法回升的原因大唱双簧。

　　后者认为，若包括自身和中投在内的投资者，此时重返市场，将能维稳价格，股票市场也会在目前触底的情况下重拾升规。

　　面对期待，楼继伟的回应是，中国无法拯救全球市场，而发达国家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和不公平的注资方案，将进一步加大此时中投对外投资的风险。“因此，我们没有信心现在进行海外投资。”

　　争议触底论

　　“我可以说市场已经到底了。”Lasry在台下的笑声中保持微笑，即使缺乏幽默感的听众，也应该发觉他对自己的判断有所保留。

　　“但需要时间来回复，也许是3个星期，也许是3个月，也许是6个月。”这位专长于债务投资的执行官表示，出于稳健考虑，将把其管理的70亿美元分拆成十份，每个月投入一份。“除非你坚信美国将陷入彻底的衰退，否则，现在的市场估值已经非常低了。”他的预测是，美国只有10％的风险会陷入全然的衰退。

　　为此，他提倡基金经理们要采取更积极的造市行动，因为其预期在乐观图景下，银行业将于2009年二季度重新开始资金拆借，而美国消费者也将重新扮演他们作为经济支柱的角色。

　　“但机构投资者却在此时畏缩不前，不愿意投资，于是，市场也就无法反转。”位置被安排在楼继伟、Lasry旁边的斯蒂芬·罗奇，却对乐观的论调大泼冷水。“也许美国不会陷入全然衰退，但也许会进入如日本般的‘失去的十年’，甚至是‘失去的二十年’。你无法说服中投等机构在此时入市。”他对Lasry说。

　　他指出，“美国现在破灭的最大泡沫，是消费泡沫。美国的实质消费已经连续下跌了两个季度，前所未有，情况不容乐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教授Laura Tyson亦表示，美国经济的衰退很可能是L形，即急速崩溃后，长期保持萎靡。

　　在上述发言或明或暗的追问下，楼继伟的回应是，中国无法拯救世界，只能救自己。“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不大，自身面临一系列问题，能解决好内需不足和生产衰退的挑战，已经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

　　他的解释是，中国需要进行大量的改革，方能提升内需，而这不可能在一两年内达成，因此，“在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情况下，其实中国也只能等待西方消费者重新掏钱消费。”

　　质疑救市规则

　　但这也不是中投采取保守策略的根本原因。在Tyson重提发达国家经济学者此前提出的易权论(她认为，应该给予中国在世界银行等金融协调组织中更大的话语权，以换取中国协助全球市场走出阴霾)后，楼继伟承认，其实中投的情况还有余力。“对比一些被政府要求撤销海外投资，将资金转回国内的其他国家的主权基金，中投并没有被授意暂停海外投资，情况还算好”。

　　他的话锋随即转向西方的救市方案。“尽管无意参与到公众关注的一些热点投资案中去，但我们的确关注被低估的资产价值，说到海外股权投资问题，政策是一个风险。”他特别提到了中投在2007年5月收购了百仕通30亿美元股份，并于同年12月再斥资56亿美元收购摩根士丹利近10%股权的例子，“现在我们已经不敢再这样做了”。

　　他解释称，从不少发达国家出台的对问题机构的注资担保方案看，各国政府只保障问题机构债权人的利益，牺牲了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一些与会人士会后私下猜测，楼继伟指的或许包括中国平安在富通集团上的严重失利。据悉，比利时政府在10月初斥资47亿欧元收购富通51%的银行资产，几天后将75%的股权出售给法国巴黎银行，随后法巴再以57亿欧元收购富通的比利时保险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平安作为富通原本的最大单一股东，完全被排除在外。

　　至于投资摩根士丹利的中投，由于前者与三菱日联达成协议，由三菱日联斥资90亿美元收购其21%优先股，中投亦从第二大单一股东再降一级(原来的第一大股东是道富环球)。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股权投资，世界银行旗下的多边担保机制，可以保证一旦外国投资者受到不公平对待时的追溯赔偿权利，但我问过世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则不能享受这种保护。他们的解释是，因为过去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股权投资，是没有(政策)风险的。”楼继伟说。

　　他还质疑，美国等各国政府，针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注资，从效果上看，是汰强留弱。“状况不好的机构，纷纷坦然接受政府注资，而基本面更好的机构，因为不愿意接受政府注资，反而在市场上处于缺乏资源的境地。”

　　他进一步表示，现在仍无法断言如雷曼兄弟般的巨型机构的崩盘期已经结束，加上政策的不明朗，大大影响所投资的资产之价值，因此，将保持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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