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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明确取消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对此,业内人士指出,信贷规模限制的取消对银行和企业来说都是利好,也有助于为扩大投资及保增长提供充分的保证。

自9月中以来,央行已经三次降息,两次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机构估算今年信贷规模有望增至4万亿元,明年的新增贷款规模将上升至4.6万亿元。昨日,股市对这个“银根政策转向信号”反应强烈, 上证指数(行情 股吧)大幅攀升7.27%,银行股涨幅均高于5%。但也有专家提醒,短期内货币政策不宜过度放松。

年内贷款规模 料增至4万亿

央行新闻发言人李超在10月31日表示,央行目前已不再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加以硬约束。这是央行首次公开表明不再对商业银行限制信贷。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授予各商业银行更多的贷款自主权,以便银行在维护信贷资产安全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宏观经济的发展。

瑞信集团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央行停止对银行贷款的控制,显示央行正采取较进取措施去稳定经济增长,并估计今年新增货款额将会增加至4万亿元。报告预期明年的新增贷款规模将上升至4.6万亿元,即自2004年以来最为慷慨的限额。

有利于刺激实体经济增长

国泰君安(行情 股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分析师伍永刚表示,首先,信贷规模限制取消以后,因为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配合,会增加很多的投资项目,同时也会加大对很多产品的需求,这将导致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增加,银行信贷增长总体也将加快,这对银行和企业来说都是好事情。

海通证券(行情 股吧)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指出,放松信贷控制将有助于提高货币流动性,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体现了及时灵活地调整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相关经济政策,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减息预期更加强烈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央行年内还有较大的降息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

中金公司(行情 股吧)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预计,我国央行在12月份与美联储同步降息的概率很大; 申银万国(行情 股吧)李慧勇则指出,“11月份央行降息的可能性不大,而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会下调。”

兴业银行资金运营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预测,快速降息不会使得市场感到意外,并且存款利率可能降得更多。他预计年内存款利率将下降27到72个基点,贷款利率下降27到54个基点。另外,存款准备金率可能大幅度地下调,定向票据也可能分批解冻。分析认为存款准备金率应下调至10%。

4万亿方案地产商不受惠

机构预期或经历为期数年的“楼市熊市”

新快报讯 尽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日表示,要促进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但规模高达4万亿元的10项刺激内需新政当中,并没有看到促进房地产市场重新兴旺的举措。有外资机构唱空国内楼市将进入“熊市”。

政策只利好保障性住房

中央电视台昨日引述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称,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开发建设,落实、完善、促进合理住房消费的政策措施,促进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开发建设稳定发展,加快发展二手房市(专题)场和住房租赁市场。

而政府10项扩大内需经济措施,涉及住房问题的措施只有第一条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第十项放松信贷规模也只是强调对重点工程、“三农”、 中小企业(行情 股吧)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倾斜。发展商希望能重新推动楼市的具体政策“难觅芳踪”

央行行长周小川周一在圣保罗国际清算银行会议的间隙表示，中国目前的重点是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可能会在晚些时候下调基准利率。

当被问及央行进一步降息的前景时，周小川指出，中国央行已在过去几周内采取重大举措，放宽货币政策。他还称，中国央行已经在过去几周内三次下调利率，因此可能会在晚些时候才会考虑进一步减息。

他认为中国当前将主要着力于财政刺激方案，此外还将兴建一些由财政资金及商业银行和私人部门提供融资的部分项目。

而为防范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央行最近在货币市场上的动作频频。据了解，央行正在同业拆借市场推出一项为银行注入短期流动性的创新型工具，以备银行出现流动性紧张问题时，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紧急的资金支持。业内人士分析，此举主要是针对外资银行在中国可能面临的流动性危机。

上述创新型工具与央行此前提供的抵押借款、回购、票据再贴现等形式很像，主要目的也是为提供流动性。而日前央行已制订了一项应急方案，该方案至少包括4-5项紧急措施。

据财经网报道，央行货币政策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央行两周前曾开过一次会议，对提供短期流动性的工具进行了创新，包括推出期限拍卖工具(TAF)。”所有中国境内的银行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如果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都可以通过这种短期债务工具，从央行获取短期流动性。

TAF源于次贷危机(聚焦美国金融漩涡)爆发后美联储的一项创新，即允许金融机构用自己持有的多种资产作抵押，以利率竞标的方式向美联储融资，缓解短期流动性危机。

据了解，目前外资银行对上述借款工具更有需求意愿。

自雷曼兄弟轰然倒闭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同业拆借市场上拆得的资金大幅减少。Wind数据显示，9月初，在华外资银行每日的同业净买入在100亿元左右，到了9月下旬，净买入猛降为30亿元左右。

长期从事资金业务的银行业人士介绍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恐慌；谁都不知道未来哪一家外资银行会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周一表示，不排除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帮助推动出口，保持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可能性。

在巴西参加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会议期间，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应该通过让人民币贬值，以推动出口时，周小川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但在回答中国是否会进一步减息以刺激经济时，周小川称，目前谈论具体的政策制定还为时过早，还要看国际形势才能决定进一步降息政策。

他还强调，中国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遭遇资本外逃。

中国周日公布了4万亿人民币的扩大内需经济计划。

在央行已三次降息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将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基调调整为“适度宽松”，这也是10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最为宽松的定调。对于债券市场来说，这一基调的转变无疑再度坚定了市场对于未来继续大幅降息的预期，在此刺激下昨天的债券市场继续上涨。

交易所上证 国债指数(行情 股吧)昨天收于119.24点，再度创下历史新高。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上涨幅度更加明显，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各期限点平均下跌5.55个基点，其中7年期国债下跌了17.73个基点至2.66%，10年期国债下跌了7.62个基点到2.90%。而央票下跌幅度则远大于国债，各关键期限点平均下跌9个基点左右，1年期央票下跌10.26个基点至2.577%。

降息预期坚定

“政策基调改变后，央行未来的降息将更加顺理成章，市场的预期也更加坚定了。” 国泰君安(行情 股吧)债券分析师姜超说。

9月份以来，央行的连续降息和下调准备金率的举动实际上已发出了货币政策趋于宽松的信号，但从紧货币政策基调却迟迟没有作出调整，央行的谨慎态度也加大了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

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未来通货膨胀形势有可能出现交替和反复，在政策把握上需要特别谨慎。

而目前货币政策基调正式作出了调整无疑更加坚定了市场的降息预期，从而也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乐观情绪。

“我们预计明年的CPI涨幅平均只有1%左右，1年期定存利率的下调将可能创出历史新低，低于1.98%历史最低水平。”姜超表示，债券市场的利率水平也会随央行的降息继续下滑，达到历史低点。

姜超预期，与1年定存利率关系密切的1年期央票利率将可能低至2%以下，10年期国债利率将低至2.5%，10年期金融债的收益率可能低至3%。

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涨幅仅为6.6%，较9月份的9.1%大幅回落，也大大低于市场预期，显示物价处于快速下行的趋势中。此外，目前市场传言今天将公布的CPI数据为3.8%，也要低于此前市场预期，这也对昨天债市的上涨形成刺激。

由于银行惜贷倾向严重，央行为了保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在大幅减少央票发行之后，必将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投放资金，这意味着资金面也将对债市形成支持。

国债扩容影响有限

不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行必然带来国债发行规模的增加，这从供给方面对债市带来负面影响。对此，申万证券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认为，预计明年国债发行将达到1.2万亿元，但考虑到央票发行规模将同时缩减，这意味着国债将替代部分央票，实际上对市场的冲击并不大。

银行间市场信用类债券昨天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一些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收益率下跌超过了10个基点。分析人士表示，政策基调的转向以及国务院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出台体现出了全面保增长的政策意图，这也增强了市场对于未来经济形势好转的信心。

“很多机构都在不计成本地买债，其中以基金和券商最为活跃。”一城商行债券交易员表示，“目前债市也已透支了多次降息的预期，但在整个市场都积极追涨的情绪下，各机构也都在跟进做多。”

目前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低于3%，这也意味着未来债市虽然将继续维持牛市格局，但收益率下滑的空间已不大。

今后，在不非法吸收存款、借贷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4倍的前提下，个人有望合法注册从事放贷业务。昨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刘萍在出席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时透露，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民间借贷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规范。

沿海典当行业务火爆

“我国居民储蓄高达20万亿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1.9万亿美元。”刘萍说，今年年初，央行搜集到的资料发现，沿海一带的典当行、担保公司业务“前所未有地火爆”，有些地方民间借贷利率达到了200%-300%，随即由央行牵头对31个省份进行了快速调查，初步摸清了民间借贷的规模。

“虽然这个具体数字是保密的，但规模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利率平均是12%-15%.”刘萍透露。

拟将“地下钱庄”阳光化

根据前期调查，央行草拟了《放贷人条例》，拟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目前，抵押行业中常见的合法经营模式是典当行和担保公司，而更多的民间借贷则是通过地下钱庄形式出现。刘萍态度很明确：希望通过条例使得民间资本浮出水面，产生积极效应。

“中国信贷市场是被银行垄断的，条例的出台就是打破垄断，使一批符合条件放贷人注册放贷，解决 中小企业(行情 股吧)融资难。”目前条例草案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规范民间借贷。

个人放贷被写进条例

条例的最大突破是允许个人注册从事放贷业务。刘萍说，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准入门槛参照今年央行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并可能适当放宽。其中关键点在于放贷的钱必须是自有资金，严禁吸收存款，“只借不收”；另外，借贷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公司老板和高管应无犯罪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符合条件者向银行主管部门提请前置审批，后到工商部门注册。

解读

个人放贷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刘萍说，中小企业在就业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却越来越难以应对融资难的瓶颈，“企业普遍不景气加上金融危机，使得原本就条件苛刻的商业银行越发惜贷”。

根据草拟的《放贷人条例》，民间借贷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和农民，用动产和不动产做抵押。

对于如何保障放贷人的利益，以避免出现更多的债务纠纷，刘萍认为，应该充分相信放贷人的智慧。她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效地杜绝非法集资，“针对这个问题会有详细的规定，比如在规模上进行控制，一旦发现有人利用放贷非法集资，就将取消他的放贷资格”。

20国峰会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1．当前的影响——增强稳定全球经济的信心

峰会最关心地问题还是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

峰会对金融风暴的影响和全球经济可能衰退给与了特别关注。

像金融风暴的拯救行动一样，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也要各国的共同努力。峰会达成各经济体联合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和方案，加强了稳定全球经济的信心。中国4万亿的政府投资和拉动内需为主稳定经济的方案，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期待。各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各国的稳定经济的方案对稳定全球经济某种意义上更重要。

2．中长期地影响——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共识

首先，这次金融峰会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

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示国际金融市场审慎监管严重不足。金融自由化， 不是随心所欲，不是自由放任。监管不到位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适当严格的审慎监管应该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同步。全球金融体制的监管缺位是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是监督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基本没有真正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峰会就IMF的功能和作用需要重新定位，包括加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IMF应该全面实行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监督，；定位在全球危机发现和危机预警机制；危机拯救的方式的改革，等等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

其次，峰会对美元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提出了以制约为主而不是重建

的改进意向。虽然这次20国高峰会议不可能改变美元的权威地位，但是如何从根本上防范这种无序的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制造的危机，峰会已经达成防范性质的改革意向，国际货币市场的更正常的秩序有望渐进恢复。

3．最大的影响——开创全球金融新格局

峰会最大的意义是新兴市场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国际金融市场的秩序与国际社会秩序一样，是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框架。过去的秩序都是由强国主导，以强制和认可的混合为基础。国际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主要是以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之一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新兴市场国家确实处于制度和规则的“后发劣势”。

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的20国金融峰会，体现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全球化，新兴市场国家从此应该可以走向真正的“参与式”金融开放。20国峰会的真正意义是开创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走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推进的时代。

中国 “参与”金融峰会，历史性地开始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新秩序的基本原则的制定和修改，应该是改变中国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性的“后发劣势”的“百年不遇”的机会。

这次有新兴市场国家参加的金融风云聚会，本身已经改变了由金融强势群体决定全球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全球金融格局，全球金融版图被历史性地重新绘制，继贸易全球化以后金融全球化走进一个全球参与的新时代。全球参与才是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合作的长效机制。

当西方需要中国的时候——国际金融峰会将催生全球新货币体系
    “我们能想象一个以解决金融危机为目的国际峰会没有中国的参加吗？”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一次记者会上问。而与此同时，法国公众再度得知，他们所信任并得到政府担保的“储蓄信贷银行”再次在最近全球股市的大起大落中赌输了六亿欧元！另外一个令法国人吃惊的消息，则是在危机中扮演了一定角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法国左翼社会党人斯特劳斯—卡恩突然爆出丑闻：与女性下属有染……这个世界显然有点疯狂！最为发达的七国看来果然掉进了一个华尔街亲手编织的困境中而无法自拔。如果说第一个消息证明西方今天需要中国来助一臂之力的话，第二则新闻则表明现存金融机制已病入膏肓，在金融几乎崩溃的背景下，金融机制仍然无法阻止业内人士的疯狂投机；而第三则报道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目前占据着世界主要金融领导机构地位的“国际精英”已经道德沦丧，失去领导世界的本钱了！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问世界这样一个问题：你究竟想往何处去？

            由法国总统萨科齐一个月前以“欧盟主席国”身份而倡议的峰会——即G8加上中、印、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新兴五国——从昨天开始进入具体操作程序。萨科齐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与美国即将卸任的布什总统进行会晤后证实了这一点。这将是由西方大国倡导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中的第一个。目的在于寻求走出目前全球金融海啸困境的途径。峰会将在美国大选结束以后的十一月举行。

            根据三人会谈公报，全球金融峰会将共同检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进展程度，并就建立新的金融体系，以避免类似危机再度爆发寻求达成一个原则协议。在此基础上，萨科齐还建议就达成的原则继续在明年召开一系列的峰会，以使原则协议进一步具体化。作为峰会的首倡者，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危机是全球化的，因此解决的方法也将是全球化的。”萨科齐认为目前需要警惕的是“经济新孤立主义”的幽灵再现，“对于目前的全球化经济环境来说，那将是灾难性的”，萨科齐特别强调他是以欧盟27国主席国的身份作这番表示的。

            自危机爆发以来，萨科齐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要“重新奠定资本主义的规则，以使之适合21世纪”。“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世界，我们要与你们一起携手来建立这个21世纪的新世界。”萨科齐对美国总统说，“如果我们一起来承担责任，一起来建设明天的资本主义，我们就会更为有效。如果我们不重新采取过去的那种令人厌恶、并导致众所周知的后果（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决方法的话，那么这次危机就是一个机遇。”

            这一系列峰会显然与战后44国布雷顿森林会议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年的会议导致建立了以美元—黄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今天的会议将无疑会为这一体系敲响丧钟，不管人们愿意与否！萨科齐在昨天再次抨击现行的“不受任何规则制约的对冲基金、逃税天堂和金融机制”，他礼貌地对美国说，“以朋友和盟友的身份，我们应该向全球说明，我们决心找到一个危机的解决方法。”

            对于中国来说，这将是百年来第一次中国在一项新的全球性规则制定之际，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也是危机的受害国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外汇储备最高、经济增长率仍然处于最强劲的国家，难道不应发出自己的更为响亮的声音吗？

            特别是在一系列深入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不能再任由西方来制定规则——特别是制定针对中国的种种貌似公正、实则限制甚至阻碍中国发展的规定，而中国来加以执行了。上个世纪几乎整个九十年代，中国都被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绑住手脚的情景，很多国人至今记忆犹新。今天已经到了结束这种局面的时候了。中国有理由也有权利提出中国的条件。

            令人诧异的是，就在国际普遍看好中国的时候，中国自身的自信心却明显不足。法国总统府的一位匿名高官向我表示，“中国应该更多地介入这场危机的解决过程之中。这并不是要求中国掏更多的钱，而是要求中国提出更多的有效对策。”相比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的法国，特别是危机的责任者却至今没有一句自责的话的美国，“中国显然过于自我矮化了……”如果中国不发言，那么其他人是不会为中国的利益着想的。当美国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之后，当欧洲无暇自救的情况下，中国如果在新的金融和货币体制建立过程中，忽略了强调中国的声音，未能维护中国的利益，以倡导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今后发展的国际货币体制，将无疑于错失一个历史赋予的最佳机遇。“中国将会后悔莫及的”。这位总统府高官也许有他的潜台词，但与萨科齐总统一样，他对中国的看好，符合中法两国的共同利益……

金融危机时莫忘穷人
国内一位经济学家曾说过一句话：帮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

历史和我们的个人经验让我们得到了两个教训。第一，当危机爆发时，最不应负责的人群受到的影响通常最严重，应对能力也最差。第二，危机可以为改革和根本变革提供动力。这些时机非常短暂，需要抓住，做出安排，防范危机重演。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这就意味着效果更好、效率更高，也更公平的新安排。

目前的金融危机也是如此。危机的全面影响还有待评估，但将包括全球经济放缓、贸易减少、贷款竞争加剧，以及投资者转向安全资产。公共支出和援助额度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二者都可能会减少。目前，全球政治的焦点是保护工业化国家的消费者和纳税人。但很快，穷人和穷国可能会为这场危机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而这场危机并非由它们制造。

如果对危机的回应没有将全球贫困人口的需求考虑在内，或者（更糟糕的）导致承诺标准降低，这将非常不公平。我们对贫困、饥饿、疾病和文盲的大规模持续存在都负有责任。它们造成的不公平感是对经济和政治安全的威胁。责任感已唤醒西方政治家采取行动，恢复金融体系信心。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这种责任感还应让他们采取措施，加速千年发展目标(MDG)的实现。

至2015年时间已经过半，很明显，千年发展目标已脱离轨道，但它们不需要这样。许多单个国家的成功经历，为未来10年（而非50年）加速人类发展、实现真正突破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非洲国家实行更负责任、更为有效的治理非常关键。要实现这点，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出政治承诺，同时较富国家必须加大投资力度，并提供技术和金融援助。相对而言，这一建议并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八国集团(G8)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必须履行其对发展中国家已做出的承诺（尤其是援助规模），同时不把此次危机作为取消援助的借口。这些承诺来之不易，同时鼓励着许多非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围绕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制定计划。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承诺，这将向发展中国家传递一个强有力的负面信息，并破坏非洲及其传统伙伴国之间脆弱但与日俱增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旨在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许多问题。

我们欢迎各国做出努力，讨论建立新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目前的体系十分不完善：市场已经全球化，但我们的监管控制仍停留在国家层面。新的体系需要包括所有参与者，不仅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还包括巴西、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其它国家。较贫穷国家也需要表达自己的意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需要监控全球市场并对危机做出回应，同时增强其他国家的代表性和参与度。制定重大战略决策的责任应从执行委员会转移，委托给一个更有代表性、拥有高度政治权的委员会，它将与其它机构一起取代只有咨询职能的IMF委员会。这些观点并不新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后就提出来了。我们已失去了建立稳健全球监管体系的机会；我们不要失去这次机会了。

另一个举措应是扩大G8年会，以反映目前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现实。在关于全球问题的讨论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需求可能会得到更为系统的解决，不管问题涉及经济、贸易、移民、食品安全还是气候变化。

      4周后，有关发展融资的多哈(Doha)高层会议将是一个时机，以确保现有资源足以应对在世纪之交列出的挑战。两周后，全球金融峰会将在华盛顿召开。现在我们应确保各国保持接纳的心态，同时不要忘记贫穷国家的需求。

        大问题是产生大想法的机会。我们知道，全球化会成为一股有利的力量。但如果要分享其好处，并让那些处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和边缘化更严重的国家之间不出现分化，我们就需要新的心态，新的国际安排。我们正面对着风险与机会共存的时刻。我们敦促各国政治领导人鼓起勇气，富有远见地抓住这一机会。

全球金融失衡与治理
经济观察网 张茉楠/文 2008年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局势经历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动荡时期。本轮次贷危机的全面恶化升级，凸显出以美元为核心机制的 “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制度性缺陷，而全球联手救援也预示着危机中全球金融体系在复杂的调整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 “损失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史无前例。根据IMF发布的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目前全球金融业因为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业资产减记总额将达1.405万亿美元。金融全球化，风险全球化。本轮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动荡席卷全球，全球金融市场陷于无序状态，金融市场失灵、信用市场失效，危机已从金融衍生产品危机、金融市场危机演化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全球金融“失衡并增长着”

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和历次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次危机是“累积性危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于：

1.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泡沫的积累

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理解当今全球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代大背景。

如果说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为社会产品超过有限需求,那么金融危机就是金融产品过剩的危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金融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扩张。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杠杆放大。据初步统计，当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的市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规模的10倍以上，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各国通过货币创造的流动性（仅占全球GDP的11%）。从美国总资产及其主要构成情况也可见这种变化，美国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只增长44.69%，而在1980—2006的24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53.00%，26年的增长量是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

近20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金融扩张延续经济增长的奇迹。人们都认为通过金融货币政策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实现无衰退的经济增长。因此多年来美国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透支着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资产价格的膨胀不是无限度的，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原有的信用链开始断裂，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偏离价值规律的资本增值是导致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不可根除的根本原因。

2.美国赤字经济的总清算

美国金融扩张是通过推行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政策实现的。美国的赤字经济不仅表现为政府的双赤字，也表现为不断增长的美国公司、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负债和透支。

美国过度滥用金融信用，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为次贷泡沫埋下隐患。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外债剧烈增长。美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国债余额为10.2万亿美元，净外债为3万亿美元。美国家庭2008年初美国家庭平均负债为5万亿美元，负债率竟达到100%。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正是“赤字经济”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美国国内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刻矛盾。

3.美元主导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双赤字的可持续性根源于美元主导的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和83.6%。按照“三元悖论”理论，资本完全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美国为了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获得铸币权本身有内在的扩张冲动。

在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国际金融监控机制、缺乏区域金融风险防范救助制度安排, 全球收支失衡持续、美元本位和美元长期贬值持续的情况下, 美国次贷危机仅仅是更大的金融动荡的冰山一角可以说，在纯粹美元本位制度下，美元周期直接决定了世界经济周期，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周期性波动，直接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从世界金融危机史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元周期具有明显的同步性，每次在美元由弱转强，或由强转弱的拐点处都造成了全球金融动荡甚至金融危机。

中国需要更大的变革：危机下的金融稳定框架与金融新政

金融大乱之金融大治。短期来看全球金融局势岌岌可危，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机因为这场危机的加深而提前成熟。亚欧首脑会议和即将召开的G20全球金融峰会，就是重建新体系的萌芽。可以预期，这些会议的召开将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制约主导货币国家本币扩张，建立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协调机制；以及平衡国际收支格局三个方面，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全球化向结构均衡发展创造条件。

结构性失衡问题不仅是全球金融体系也是中国自身所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中国如何因势利导借这次金融危机参与重塑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格局?中国需要采取怎样的金融改革战略？如何完善现行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面对未来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调整和中国发展转型的趋势，中国要有长期的准备，仅仅为了应对危机和经济下滑频繁地动用货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我国利率下调空间已经不大，财政赤字逐月扩大9月份 732亿元人民币,为8月份的3.89倍），应该转向更为坚决的结构性治理模式。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的直接影响表现为市场的剧烈动荡、资产价格的贬值和货币财富的缩水，但深层次的影响则是对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模式的冲击。长期以来，中国以较高成本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资金和贸易盈余顺差(实物资源净输出)大多形成储备资产，又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方式将资本输出，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融资，造成金融失衡。中国应该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将“促进发展转型，深化金融改革与维护金融安全”通盘考虑，思考全方位金融发展与稳定的总架构。

一方面，从金融改革与转型的角度，要全面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转型。因势利导进而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性转型；投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化投资并存的结构性转型；金融类型由一般商业金融向商业金融、能源金融、农业金融、创业金融等政策性金融并举的三大转型，提高金融体系效率。

另一方面，从维护中国宏观金融稳定和安全角度，要立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融合。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出现经济虚拟化和货币虚拟化特征。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进行结构性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不能仅仅关注实体经济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而是要同时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目标（金融体系稳定、资产价格稳定）。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转移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的三重目标（调控中介：增长率+通胀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此外，在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元周期调整时期，积极推进多元化的结构性调整，将外汇储备转变为战略性资产，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中国的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